1657年的紫禁城，顺治帝正对着西南地图愁得睡不着觉。自打清军入关以来，南明残余势力像打不死的小强——李定国在云南撑着永历政权，郑成功在东南沿海搞突袭，清军双线作战疲于奔命。尤其是云贵一带，山高路险，明军部署像谜一样，八旗兵几次征讨都损兵折将。就在顺治快要没辙时，一道捷报从湖南传来：南明“秦王”孙可望，带着全套明军军事部署图，主动投降了！
这消息像一剂强心针，把顺治从愁云里拽了出来。孙可望可不是一般人，他是张献忠的旧部，后来跟着永历帝封王，手里握着南明一半的兵权，对云贵的关隘、粮草、兵力分布门儿清。他一投降，不仅让清军摸清了明军的“底牌”，更让永历政权内部彻底分裂——原本和孙可望不和的李定国，这下成了孤家寡人，南明的抗清防线瞬间出现大漏洞。顺治拿着孙可望献的地图，连夜召集群臣开会，拍板决定：趁势进军云贵，一举消灭永历政权！
要打这仗，得选个靠谱的统帅。顺治翻来覆去琢磨，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吴三桂身上。吴三桂当时刚平定陕西，手里有一支能打硬仗的“关宁军”，而且他熟悉南方地形，对付明军有经验。顺治直接下旨，封吴三桂为“平西大将军”，让他牵头，和固山额真赵布泰、宗室罗托兵分三路，从四川、湖南、广西合围云贵。
出兵前，顺治特意把吴三桂叫到宫里，单独叮嘱了半天。这一番话，把帝王心术藏得明明白白，句句都透着“放权”又“控局”的智慧。
第一句是“遇事要和其他将领商议，千万别轻敌”。顺治知道吴三桂骄傲，当年山海关一战打退李自成后，他就有点目中无人。这次对手是李定国——明军里少有的能打将领，曾在桂林、衡阳连败清军，还杀了定南王孔有德、敬谨亲王尼堪。顺治怕吴三桂脑子一热孤军深入，特意提醒他“抱团作战”，既防他轻敌冒进，也借其他将领牵制他，免得他手握重兵后失控。
第二句更耐人寻味：“这一仗最主要的任务是安民，能不杀人就不杀人”。这话听着像“仁政”，实则是顺治的精明算计。云贵百姓跟着南明抗清多年，对清军本就有敌意。如果清军一路烧杀抢掠，只会把百姓逼得跟明军一条心，到时候就算占了地盘，也得天天面对游击战。顺治要的是“彻底平定”，不是“暂时占领”，所以让吴三桂“安民”，本质是让他用“软手段”瓦解明军的群众基础，比硬打硬杀管用得多。
第三句则是“给足自由，不必事事汇报，可按情况自行决定”。这招叫“用人不疑”，实则是“责任捆绑”。云贵离北京几千里，军情瞬息万变，要是事事请示，等圣旨到了，黄花菜都凉了。顺治放权给吴三桂，让他能灵活应对战事，但同时也意味着：打赢了，功劳是朝廷的；打输了，责任全在吴三桂。这种“放权式施压”，比天天催促进军管用，逼着吴三桂必须卯足劲打赢。
吴三桂把这三句话记在心里，带着大军出发了。有孙可望给的“地图buff”，又有顺治的“授权加持”，清军这一路打得顺风顺水。吴三桂从四川入滇，避开明军的重兵把守，专挑小路突袭；赵布泰从广西翻山越岭，直插贵州腹地；罗托则在湖南牵制明军主力。三路大军像三张网，慢慢把永历帝和李定国困在了云南。
明军这边早就乱了阵脚。孙可望投降后，军心涣散，不少将领见清军势大，直接开城投降。李定国虽然拼死抵抗，在磨盘山设下埋伏，想伏击吴三桂，可因为内奸告密，计划败露，明军损失惨重。1659年，吴三桂率军攻入昆明，永历帝带着少数亲信逃往缅甸，南明在云贵的根据地彻底失守。
消息传到北京，顺治高兴得直接下旨，嘉奖吴三桂“剿寇有功”，还赏了他不少金银绸缎。可顺治没忘了敲打吴三桂——他特意让人传话说，虽然打了胜仗，但“安民”的事不能松，要好好安抚云贵百姓，别让他们再起来反抗。吴三桂心里清楚，顺治这是既用他，又防他，可他也没办法，只能乖乖照办。
这场云贵之战，顺治把“帝王心术”玩到了极致：用孙可望的“降”破局，借吴三桂的“勇”打仗，靠三句“叮嘱”控局。既消灭了南明的主力，又稳住了西南局势，还顺便给吴三桂套上了“责任枷锁”。可惜顺治没料到，他当年放出去的“权”，后来会变成吴三桂手里的“反骨”——几十年后，正是这个他信任的平西大将军，在云南举起了“反清复明”的大旗，掀起了“三藩之乱”，让清朝又陷入了一场大动荡。
不过话说回来，在1659年那个时候，顺治的这波操作确实堪称“神来之笔”。孙可望的投降是“天时”，吴三桂的善战是“人和”，而顺治的精准布局，则是把这两样优势用到极致的“地利”。这场仗打完，清朝才算真正稳住了江山，为后来的“康乾盛世”打下了基础。